“哥窑”研究的反思与拙见——周少华
本文通过对古文献的重新梳理研究,并结合最新考古发掘资料分析,在前辈学者探索研究的基础上,从工艺学的角度入手,对“哥窑”的工艺、特征、用途、产地、时代及分期进行深入的研究,试图探讨并揭示“哥窑”的本质内涵。
在中国古陶瓷研究中,“哥窑”可谓是学术界一个津津乐道的话题。考证与古陶瓷有关的古文献,自明代起至清末,述及“哥窑”这一关键词的文献次数之多在我国古代历史上的窑场中也是绝无仅有的。明代文献把“哥窑”列入宋代五大名窑之中,其中汝、官、定、钧等窑都曾经作为“贡窑”或“官窑”,产品被选入宫中成为宫廷用瓷而显得其地位高贵。唯有“哥窑”,文献中称其为“民窑”、“私烧”,但值得注意的是民间收藏绝少。让人意外的是在清宫旧藏中恰存有神秘的“哥窑”实物遗存。乃至今日拍卖市场上,“哥窑”之价几乎与宋官窑器等同。这是中国陶瓷史上绝为稀见的现象。一个民窑是如何成为“宋代名窑”的呢?又怎样进入宫中成为宫廷用瓷的呢?出于历史遗留的原因,“哥窑”便成为藏家和研究者长期以来关注的热点。[1][2][3]
学术上论及“哥窑”,常有“龙泉哥窑”与“传世哥窑”之分。“龙泉哥窑”即指溪口瓦窑垟一带窑场生产的黑胎青瓷类,因有故人文献记载在先,章生一,章生二在龙泉创烧哥、弟二窑,章氏“哥窑”便成为龙泉地区家喻户晓的传奇故事。“传世哥窑”指的是现藏于北京故宫、台北故宫及上海博物馆等少数国内外收藏机构的灰胎和深灰胎青釉开片瓷。因其身居皇宫,显得尊贵无比。尽管至今尚不知此物来自何方?何时进的宫?但威严的皇宫在历史上是一直具有绝对话语权的,故“传世哥窑”便一直被认为是宋代五大名窑的“哥窑”代表。而“龙泉哥窑”被主流学术界称为“龙泉仿官”瓷。
本文试图通过对古文献的重新梳理,并结合最新考古发掘资料,从工艺学的角度入手,对“哥窑”的工艺、特征、用途、产地、分期进行研究,试图探讨并揭示“哥窑”、“传世哥窑”与“南宋官窑”、“龙泉窑”之间的本质关系。
一、 关于“哥窑”的古文献研究
研究“哥窑”,离不开查阅古文献。考证“哥窑”一词,据现有可查到的资料,最早见于元人孔齐的《静斋至正直记》一书[4],该书刊于至正二十三年(公元1363年),所述之事发生在乙未年即元顺帝至正十五年(1355年),书云:“乙未冬,在杭州时市哥哥洞窑者一香鼎,质细,虽新,其色莹润如旧造,识者犹疑之。会荆溪王德翁亦云:‘近日哥哥窑绝类古官窑,不可不细辨。今在庆元(宋初时庆元一直属龙泉县管割,据《今县释名》,宋庆元二年分龙泉松源乡地置县,始以年号为名设立庆元县。笔者注)见一寻常青器菜盆,质虽粗,其色亦如旧窑……’”,该书是目前可以查到的最早与“哥窑”有关的文献记载。尽管这条文献中没有出现“哥窑”二字,但一般认为“哥哥洞窑”、“哥哥窑”与“哥窑”是同一事物之不同称谓而已。值得注意的是此处提到的“哥哥洞窑”和“哥哥窑”与“旧造”的“古官窑”相提并论,还与庆元产的“龙泉窑”和“旧窑”相比较。“哥哥窑”与“古官窑”、“龙泉青瓷”与“旧窑”相互之间到底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元人为何要把它们联系在一起讨论呢?这是便是留给后人研究的问题。
若论“哥窑”之确切称谓,所有文献中最早见“哥窑”一词的是明代曹昭《格古要论》。该书卷下《古窑器论》哥窑条[5]:“旧哥窑色青,浓淡不一,亦有铁足紫口,色好者类董窑,今亦少有成群队者。元末新烧者土脉粗燥,色亦不好。”据考证,曹昭此书成于洪武二十年(公元1387年)。而由王佐于景泰七年(公元1456年)始至天顺三年(1459年)历时四载增补的《新增格古要论》[6]则云:“哥哥窑条”:“旧哥哥窑出……(缺文),色青,浓淡不一,亦有铁足紫口,色好者类董窑,今亦少有。成群队者,是元末新烧,土脉粗燥,色亦不好。”王佐增补时基本内容不变,唯独把“哥窑”改为了“哥哥窑”。王佐此处不知是为了迎合孔齐的“哥哥洞”呢还是笔误不得而知。这样一改,却把元末孔齐的《静斋至正直记》与明初曹昭的《格古要论》两则原本互不相干的文献紧密联系起来了。值得注意的是,曹昭与王佐对“哥窑”的实物特征进行了较为细致的描述。但对其哥窑的产地和确切年代未能确定。二人一个共同的观点是元末新烧的不如“旧哥窑”好。但“旧哥窑”又是怎样面貌的呢?“旧哥窑”的创烧上限是元初还是更早?文献中未能说明。
把“哥窑”与宋代官窑、汝窑、定窑、钧窑相提并论,并被后人冠以“宋代五大名窑”之名的文献依据出自吕震撰的《宣德鼎彝谱》一书,该书记述:宣德三年,从“内府收藏柴、汝、官、均、定名窑器皿,款式典雅,写图进呈……,其柴、汝、官、哥、均、定中,并选得二十有九种。” 据该书记载,作为制造铜器的参考样式,在仿造这些瓷器式样而做成的铜器中,有仿造“宋哥窑”样式的狮首马炉,还有仿造“哥窑”样式的象耳大彝炉等。书中记述有六大名窑。据明谢肇淛《五杂俎》卷十二云[7]:“柴窑之外,有定汝官哥四种,皆宋器也……”。柴窑为五代名窑,其余为宋代名窑。目前,考古部门除“柴窑”和“哥窑”尚未确认其产地窑址外,其余的汝、官、均、定都陆续已找到窑场出处,并经专业部门的考古发掘,大量的实物资料证实了古文献记述的真实性。因而,对于宋“哥窑”,目前虽找不到其生产的窑场,但亦不能轻易否定。
明·陆深的《春风堂随笔》是最早对“哥窑”的产地、产品特征进行具体描述并把哥窑与龙泉章氏兄弟主窑的历史完美相结合的文献记载。《春风堂随笔》云[8]:“哥窑浅白断文,号百圾碎,宋时有章生一生二兄弟,皆处州人,主处州之龙泉窑,生二所陶青器,纯粹如美玉,为世所贵,即官窑之类;生一所陶者色淡,故名哥窑。”据考,陆深(公元1477—1544年),上海人,弘治十八年进士,嘉靖中为太常卿。该书于嘉靖十八年(公元1539年)前成书。作为士大夫的文人笔记,所述之事应该有一定的可靠性。若真如陆文所述,那么,“哥窑”便出自“章氏窑”即龙泉“章氏窑”,严格意义上的概念应是“龙泉窑”系统包含了“章氏窑”,或者说“章氏窑”是当时“龙泉窑”的典型代表。章生一主窑产“青器”,类官窑,章生二主窑所产之物名“哥窑”!陆文所述内容在其过世17年后的明嘉靖四十年(1561年),被胡宗宪,薛应旗收入《浙江通志》之中。“(龙泉)县南七十里曰琉华山……,山下即琉田,居民多以陶为业,相传旧有章生一,章生二兄弟,二人未详何时人,于琉田窑造青器,粹美冠绝当世,是曰哥窑,弟曰生二窑……”。[9]文中所述琉田即今日龙泉大窑一带。明人把这则本是流传民间的章氏兄弟主窑的故事编入了官方志书。有学者怀疑这是明人得自传闻的臆造之作,“纯属传闻演绎而来”,不可信。笔者并不完全同意这种推断,笔者认为,编纂地方志这是一项十分严肃的事,明人对志书中记述的每一件事绝不会草率从事,更何况是名人名仕记载家喻户晓的龙泉窑。近年来有关考古部门在龙泉大窑枫洞岩发掘出自明代洪武起,永、宣时期一直旺烧的青瓷窑场,经考古发掘的实物资料表明,该处生产的“龙泉青瓷”器是宫廷命烧,“定特制样”的,就其制品本身的用途和性质而言应是“官窑器”。该窑场规模非常之大,发掘者在元、明地层揭露面积1600平方米,清理了窑炉、作坊、大型房屋等一批重要的遗迹,出土了以数十吨计的古代瓷器残件和瓷片标本。而此处正是宋时琉田龙泉窑青瓷产区的中心窑场区域。由此及彼,明人在志书中记载这样一个一直为历代历朝官府重视,并为当朝重用的特殊窑场是绝不会马虎从事的。
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浙江杭州人郎瑛的《七修类稿续编》卷六《事物类》二窑条载[10]:“哥窑与龙泉窑,皆出处州龙泉县。南宋时有章生一、生二兄弟,各主一窑,生一所陶者为哥窑,以兄故也;生二所陶者为龙泉,以地名也,其色皆青,浓淡不一,其足皆铁色,亦浓淡不一,旧闻紫足,今少见焉。惟土脉细薄,油水纯粹者最贵。哥窑则多断文,号百圾破,龙泉窑至今温处人称为章窑。”显然,郎瑛的观点与陆深、胡宗宪等的说法是基本相同的。郎瑛更明确地指出,章生一、生二为南宋时人,生一主窑称“哥窑”,生二主窑称“龙泉窑”,今温州、处州人统称其为“章窑”。至此,我们可以看到,“龙泉窑”与“章氏窑”其实是具有相同含义的二种不同称谓而已。
关于“哥窑”与“龙泉窑”,上述文献已给出了较为清晰的解释,官方和私家记述基本一致。此后明清二朝及至民国,历代言及“哥窑”多取材于此,说法大同小异。
一个值得引起注意的问题是古代文献中从来就没有出现过所谓的“传世哥窑”四字,更没有具体描述所谓“传世哥窑”特征的任何文字。
三、关于“哥窑”的考古学研究
自上世纪五十年代始至今,关于“哥窑”的研究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以浙江龙泉窑的考古发掘为标志。1956年,浙江省文管会对龙泉窑场展开了大规模的考古发掘。特别是对文献记述的章氏“哥窑”遗址所在的龙泉大窑、溪口等地进行了考古调查和重点发掘。1963年发表了《浙江省龙泉青瓷窑址调查发掘的主要收获》。据发掘者称:“龙泉宋元窑场发掘的大批量瓷片可分为白胎青瓷和黑胎青瓷两大类,白胎青瓷据多。黑胎青瓷量少,大多与白胎青瓷混烧。这些窑址中发现的黑胎青瓷的器物特征同文献记载的“章生一”主烧的瓷器所具备的特征相吻合。”这一重要发现,使得自明代以来多处文献述及龙泉窑“章生一和章生二各主其窑”的记载的可靠性有了事实依据。但是,大量发掘的实物资料中并未发现与北京故宫、台北故宫博物院和上海博物馆等所藏的“传世哥窑”相似的遗物。发掘者在考古发掘报告中明确指出:故宫博物院和世界各大著名博物馆所藏的“传世哥窑”器物不在龙泉地区烧制。上述考古结论给古陶瓷界研究“哥窑” 带来了第一个学术热潮。
关于龙泉的黑胎青瓷是否是“哥窑”问题,随着考古资料的公布,许多著名的专家、学者发表了研究文章。学术界大体形成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龙泉窑黑胎青瓷就是古文献所述的“哥窑”产品无疑,其特征与文献描述十分吻合[11];另一种则认为龙泉窑黑胎青瓷不是哥窑,它是仿南宋官窑的作品。器物造型与杭州郊坛下官窑相类[12][13]。图一 (a)、(b)为宋代龙泉黑胎青瓷。其特点是:“釉色青,浓淡不一,多断文,号百圾碎”。黑胎为主,少量呈深灰、浅灰。胎体致密,其断面呈夹板状,器物足部露胎处经二次氧化呈黑或灰黑色,称“铁足”,口沿挂釉较薄,在高温烧成时,由于流釉使得口沿呈紫色,故有“紫口铁足”之称。器物造型”绝类古官窑”。烧成工艺上以括釉、露胎、垫烧为主。
学术研究的争论,使得“传世哥窑”与龙泉窑黑胎青瓷何为真正的“宋代哥窑”这个问题成了一个“谜”一样的难题。
为了从科技考古的角度验证龙泉黑胎青瓷是否是“传世哥窑”,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老所长周仁先生等曾对龙泉大窑出土的黑胎青瓷和由北京故宫博物院提供“传世哥窑”瓷片进行对比研究,研究者分别对标本的胎、釉组成进行了化学测试,结果表明[14]:“传世哥窑”瓷片胎釉的化学组成、纹片颜色以及底足的切削形式等都与发掘出来的龙泉黑胎青瓷不同,比较说来反倒与江西地区的仿哥、仿官以及碎器一类产品接近。”科学测试的结果排除了龙泉窑烧造“哥窑”的可能。同时也使得一些学者对“传世哥窑”是否能代表“宋代哥窑”产生了疑问,有学者明确指出“传世哥窑”为后人仿哥之物,与明人所述的宋“哥窑”不符。正当学术界对“传世哥窑”是否是“宋代哥窑”争论不休时,有知情的研究者秉着实事求是的态度以极大的勇气站出来证明[15]:当时周仁先生得到的那件从北京故宫博物院拨赠的“传世宋哥窑”样本,并非是清宫旧藏的宋哥窑,而是1940年孙嬴洲先生从北京古玩铺购得的“传世哥窑”。如若事实真相果是如此,说明这件“传世哥窑”标本的可靠性是有问题的。科学研究的结果不是错在过程上,也不是错在方法上,而是错在取样的母本上。在我国古陶瓷史上堪称经典的强强合作进行的“科技考古”,由于原样品出了问题,导致其研究结果错误,误导了近半个多世纪的学术研究,教训是深刻的。
第二阶段,是源于70年代南京汪兴祖墓出土哥窑瓷盘[16]和80年代初上海青浦元代任氏墓出土了8件被发掘者称为“官窑”的黑胎青瓷[17],还有元大都出土的两件与哥窑相关的遗物[18],相继的田野考古新发现,一件件重见天日的惊世之作,给“官窑”、“哥窑”研究带来新的企盼。同时,也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和争论。
1992年10月上海博物馆曾在上海举办了相当规模的国际“哥窑瓷器学术座谈会”。这次学术会上,来自北京、江苏、安徽、浙江、上海和美国、英国、日本、香港、台湾等地的有关专家、学者40余人应邀参加了会议。举办者的目的十分明确,希望借助于近几年南京、北京、上海三处元、明时期的墓葬发掘资料,试图通过学术讨论会搞清楚“哥窑”的真正面目。会议针对近些年考古发掘出来的元明时期一些窖藏和墓葬中出现的青瓷器及与“哥窑”、“官窑”相关的问题进行了有益的讨论。会上许多著名学者都发表了自己最新的学术观点。如汪庆正先生指出:“上海青浦县任氏墓群出土文物中有几件与宋官窑十分相似的瓷器应就是上述早期哥哥窑瓷器,且年代也相符合;而南京明初汪兴祖墓出土的瓷盘和安徽安庆、江苏溧水窖藏出土的器物则更接近元未新烧的晚期哥哥窑器”。关于“哥窑”的讨论,专家们首先肯定了“哥窑”的存在,大多数人认为它属官窑性质,产品仅供宫廷使用。有的专家认为,典型的哥窑器具有米黄釉和“金丝铁线”的特征,这一特征是龙泉黑胎青瓷所不具备的。其次,关于哥窑瓷器的产地,各家意见归结为以下三种观点:一是杭州、二是龙泉、三是北方地区。最后是关于哥窑的时代,大家比较一致的观点是:典型哥窑器基本上属于元代,也有可能早到南宋后期,但大多数应在元代早期和中期。
这次会议的学术成果,全面地否定了明代及明以后清至民国时期众多研究者关于“哥窑”研究成果的文献记载及作用,基本抛弃了“龙泉哥窑、弟窑”之学说,认定龙泉出土的黑胎青瓷为仿官窑产品而与宋代五大名窑之一的“哥窑”无关;“传世哥窑”被认定为“哥窑”的标准器。会议上学者们虽然达成了一些学术上的共识,但学术争论仍然激烈,特别是对“传世哥窑”的性质、出处、时代等关键问题,各舒其见,最后也没有形成统一的结论。“官窑”否?“哥窑”耶?尽管争论依旧,然而会议的召开无疑大大推动了“哥窑”的学术研究进程。前人的探索为后人研究“哥窑”和“官窑”提供了空间和思路。
关于“哥窑”讨论的每一个热潮的到来,往往伴随着最新考古发掘的结果。第三次“哥窑”研究高潮的到来也不例外。1996年秋,杭州凤凰山与万松岭之间发现了老虎洞窑址。据发掘者称[19]:“大量的考古发掘资料说明,杭州老虎洞窑址不但是一个与南宋官窑密切相关的窑场,而且还是元、明、清多处文献记述的“哥窑”之产地。”为此,许多学者对老虎洞窑址的性质进行了研究[20][21][22][23],多数学者同意发掘者的意见,认为此处窑场的元代层便是“哥窑”产地。李家治先生等对老虎洞窑址出土的瓷片作了材料分析,认定:“北京故宫博物院提供的所谓传世哥窑和元大都出土的哥窑型瓷片胎釉的化学组成和显微结构都和老虎洞元代堆积层出土瓷片胎釉的化学组成和显微结构比较接近,因此可以认为所谓传世哥窑和元大都哥窑型瓷片就是在老虎洞元代时烧造的制品”[24]。考古的结果和科学的结论取得一致,应该是完美的结论。于是乎杭州老虎洞窑址的发掘不但解决了修内司“内窑”的问题,而且还意外地解开了“哥窑”产地之谜。获得了一石二鸟的成果。这引起了中国考古界和陶瓷界乃至世界同行的关注。
2004年,由杭州市考古所与北京大学联合在杭州召开了“老虎洞窑”学术研讨会,其主要目的之一便是对老虎洞窑的“官窑”和“哥窑”的相关问题进行学术研讨。结果大致形成二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杭州老虎洞窑址是南宋修内司官窑,入元后被官方继续延烧,所谓“哥哥洞窑”、“哥哥窑”、“哥窑”便是出产于此[25][26]。另一种观点认为[27]:此处就是元代烧造“哥哥洞窑”之处。但不承认此处就是南宋修内司官窑的事实。还有学者把杭州老虎洞窑与龙泉窑联系起来研究,认为杭州老虎洞元代晚期主窑的便是龙泉窑章氏窑业集团的后人[28]。
综上所述,三次考古发掘及学术研讨的结果,尽管成果斐然成章,但并没有使得“哥窑”问题得以彻底解决。
四、“哥窑”研究的反思和拙见
应当承认,当代学术界对中国古陶瓷的研究,特别是对“哥窑”的研究,不论是深度还是广度及至于手段都是空前的。但值得反思的是:一些考古结论原本应该是正确的,但一经研讨便成不正确了,一些研究结果实际上是错误的,却被学术界引为真理,广泛应用。结果反而使“哥窑”、“官窑”、“龙泉窑”三者的关系更加复杂。
“关于章氏哥窑”问题,从文献中推断出来的逻辑关系是否经得起考古发现的事实验证,这是一个十分严肃的问题。上世纪五十年代龙泉青瓷窑址的发掘报告《浙江省龙泉青瓷窑址调查发掘的主要收获》中,发掘者已有较为详细的描述:“两宋时期,在龙泉县的大窑、金村、溪口、王湖、安仁口、王庄、梧桐口等地及相邻的云和县、遂昌县、庆元县都设有窑场,其中规模最大,产量最高、产品最丰富的首推龙泉的大窑和金村。北宋的龙泉窑窑址在大窑已发现有23处,金村16处。南宋时期,在北宋窑场的基础上都有较大的发展,尤其是大窑一带,从高际头到坳头村沿溪十里有窑址48处,几乎每座山坡都有窑址。……。从产品种类来看,宋龙泉窑有白胎青瓷和黑胎青瓷两类,而前者占90%以上。……。从产品特性来看,黑胎青瓷胎体细密,呈灰黑、褐色、黑色,似有铁骨之称,胎体厚度普遍比白胎青瓷薄,器物以小件为主。釉厚,有超过胎壁的,釉以青色为主,也有月粉青、月白、炒米黄、紫色等。釉中普遍开片。裂纹有的密集如鱼子,有的呈大小块纹片。黑胎青瓷胎骨灰黑,器物口沿釉层因不易挂釉,烧成后便透过薄薄的青釉显露出胎体紫色或褐色,故被称作“紫口”;这类产品因在装烧时多采用垫饼垫烧承托在圈足底部,烧成后因圈足无釉而露黑色胎体之色,谓之“铁足”。“紫口铁足”便成了这类产品的特征。”考古发掘及调查的结果可以说明,宋代龙泉青瓷的窑业不论是产地、名称还是产品特征、种类及窑业的性质都与明代古文献记载的情况基本相符。那末,哥窑、章氏窑和龙泉窑的相关问题正如明人记载的那样,逻辑关系也是清楚的。“哥窑”出自龙泉窑的结论应该是成立的。
所谓“传世哥窑”,就是流传有序的并非出土的“哥窑”器。由于至今尚未找到相对应的窑址,其烧造年代又未能确定。故亦只能以“传世”的“哥窑”称之。致细考量,“传世哥窑”从何处传世?何时传世?在没有建故宫之前它又会在哪里?这些问题也是没有完全解决的问题。
有研究者把“传世哥窑”与老虎洞窑址对号入座。众所周知,“传世哥窑“的特征是:釉色多呈炒米黄、月白、灰青、油灰和青黄色等,釉质润泽如酥,釉中纹片大小相间,且普遍经过人工染色,呈“金丝铁线”状。胎质致密,胎色呈深灰、黑灰、浅灰、土黄、土灰色等,多数器物为垫烧,有的还是垫烧和支烧器混用;器形按官窑器造型有各式瓶、炉、洗、盘、罐等,(见图二 (a)、(b) 传世哥窑)。笔者一直关注该窑址的发掘全过程,并未发现有与“传世哥窑”相类的遗物出土。该窑址中出土的大量瓷片基本上与龙泉黑胎青瓷相类,特别值得引起重视的是在南宋层出土的白胎青瓷,不论是釉色还是胎色,或者是器形及装烧方式,都与龙泉大窑烧制粉青釉“弟窑”相似,如果不是窑址发掘出土,以笔者对龙泉青瓷二十多年研究的经历也难相信这些瓷片会是从杭州窑场中出土。见图三 (a)、(b)杭州老虎洞出土的白胎青瓷。可见此窑与同时期龙泉窑关系之密切。从窑址中出土大量的白胎青瓷粉青釉碗盘等日用器的情况看,此窑址与龙泉窑是一脉相承的。
笔者非常赞同杜正贤先生的观点,“老虎洞窑址元代层黑(灰)胎青瓷就是南宋灭亡后窑工仿烧南宋内窑的产品”。图四 (a)、(b) 为杭州老虎洞窑址二层出土的元代仿南宋修内司官窑器。图五、图六为杭州老虎洞窑址三层、四层出土的经修复的粉青釉官窑器。从外观上看,杭州老虎洞二层、三层、四层出土的青瓷,釉面多呈粉青、灰青、蜡黄等色,而不是典型的炒米黄色,纹片没有一点人工着色的迹象,更无“金丝铁线”的特征。显然与宫中所藏的“传世哥窑”不同。故笔者认为,此窑场绝非“传世哥窑”之产地。
考证清宫收藏的“传世哥窑”器,笔者所能查到的明代涉及哥窑的文献中,都没有与“传世哥窑”特征相符的“金丝铁线”的记载。所能查到在描述哥窑器特征时出现了“金丝铁线”的是清乾隆初刻的《南窑笔记》。该书共三十五条,其中二十五条谈明清二代制瓷情况,清代部分内容主要是雍正、乾隆两朝,对景德镇仿宋名窑、仿龙泉窑的记载颇为详尽。该书刻于乾隆初年。笔者认为这可作为“传世哥窑”烧造的时间下限。“传世哥窑”的最有可能的烧造年代在清康、雍、乾时期。其烧造的地点最有可能就是景德镇御窑厂。难怪后人在明人文献记载中,一直找不到一条具有这样特征的“哥窑”记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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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同[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