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安窑”初探——周少华

二、两宋时期临安地区的窑业考证

1、唐宋时期杭州的建制及演变
杭州历史悠久，自秦时设县治以来至今已有2200多年历史。杭州古称钱唐，隋朝开皇九年（589年）废钱唐郡，置杭州。唐时因避国号讳，改钱唐为钱塘。五代时钱镠以杭州为都城建吴越国，称此为西府，也称西都。北宋时仍称杭州，属两浙路。随着金军南侵，北宋于靖康二年（1127年）灭亡，康王赵构在北宋旧臣拥戴下登基为帝，史称“南宋”。南宋初建时宋金战争正酣，强大的金军势如破竹，南宋朝廷败退江南。在南宋建立的最初四年中，“自南京移淮甸，自淮甸移建康而会稽，播迁之远，极于海隅。” 南宋建炎三年（1129年）二月“壬戌，（高宗）驻跸杭州” ，“秋七月……辛卯，升杭州为临安府。” 绍兴八年（1138年），南宋正式定都临安城，《宋史·高宗本纪》记载：“是岁，始定都于杭。”  即自建炎三年至南宋灭亡的140多年间，杭州被改称为临安。
关于南宋临安府的地域范围，《宋史·地理志》作如下叙述：“临安府，大都督府，本杭州，余杭郡。淳化五年，改宁海军节度。大观元年，升为帅府。旧领两浙西路兵马钤辖。建炎元年，带本路安抚使，领杭、湖、严、秀四州。三年，升为府，带兵马钤辖。绍兴五年，兼浙西安抚使。崇宁户二十万三千五百七十四，口二十九万六千六百一十五。贡绫、藤纸。县九：钱塘，（望。有盐监。）仁和，（望。梁钱江县。太平兴国四年改。绍兴中，与钱塘并升赤。）余杭，（望。）临安，（望。钱镠奏改衣锦军。太平兴国四年，改顺化军，县复旧名。五年，军废。）富阳，（紧。）于潜，（紧。）新城，（上。梁改新登。太平兴国四年复。淳化五年，升南新场为县；熙宁五年，省南新县为镇入焉。）盐官，（上。）昌化。（中。唐唐山县。太平兴国四年改。有紫溪盐场。）绍兴中，七县并升畿。” 其地域与今天的杭州市相比大致相同，只是当时的临安府还下辖盐官，且如今的萧山在当时属于绍兴府，而非临安府。
文献记载的窑业状况
笔者考证了该地区的窑业活动相关记载，发现史志中极少见，多见于一些文人笔记、杂录中。 
关于南宋官窑烧造活动的记载，直接的、可靠的官方文献至今尚未见到。现考证到关于“南宋官窑”最早、最详的古文献记载，见于元代陶宗仪著《南村辍耕录》转引南宋人叶寘的《垣斋笔衡》和《说郛》所录南宋人顾文荐的《负暄杂录》。《说郛》不是陶宗仪的直接著述，属于类编性质的一部大型丛书，所辑的内容多是当时“士林罕见”的经、史、小说和杂记等。两书记述的文字内容及字数基本相同。两书出于同一著作者之手，但成书年代不同，前者比后者早些。这也是现在我们所能见到的最为可靠的文字。现摘录元人陶宗仪编著《南村辍耕录》和《说郛》中的引文：《南村辍耕录》卷二十九“窑器”条所引《垣斋笔衡》文 ：“本朝以定州白瓷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器，故河北唐、邓、耀州悉有之，汝窑为魁。江南则处州龙泉县窑，质颇粗厚。政和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中兴渡江，有邵成章提举后苑，号邵局，袭故京遗制，置窑于修内司，造青器，名内窑。澄泥为范，极其精致，油色莹彻，为世所珍。后郊坛下别立新窑比旧窑大不侔矣；余如乌泥窑、余杭窑、续窑皆非官窑比，若谓旧越窑，不复见矣”。
作为对比参考，同时引用《说郛》中的《负暄杂录》原文 ：“本朝以定州白瓷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器，故河北唐、邓、耀州悉有之，汝窑为魁。江南则处州龙泉县窑，质颇粗厚。宣政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中兴渡江，有邵成章提举后苑，号邵局。袭旧徽宗遗制，置窑于修内司，造青器，名内窑。澄泥为范，极其精致，油色莹澈，为世所珍。后郊下别立新窑，亦曰官窑。比旧窑大不侔矣。余如乌泥窑、余杭窑、续窑皆非官窑比，若谓旧越窑，不复见矣”。（文中斜体黑字是二文不同之处，为笔者加之）。这就是“南宋官窑”最为重要的文献依据。
把上述二段文字进行一一比对，若不计标点符号，前者共有148字，后者共有152字，不同点有五处，一处是“政和间”和“宣政间”之别。经考证，政和（公元1111—1117年）与宣和（1119—1125年）均为北宋徽宗时的年号，二者前后相差最多不过十余年，可视为同时代。其次是“油色莹澈”与“油色莹彻” 句有一字之差，其意无大异。第三处是“后郊下别立新窑”与“后郊坛下别立新窑”一句，两者亦一字之差，一般认为“负暄杂录”中记述的“郊下”与“垣斋笔衡”中记述的“郊坛下”因视为同一地点。第四处是“袭故京遗制”与“袭旧徽宗遗制”句，这里“故京”指的是北宋都城开封，文中“故京遗制”应理解为北宋时期宫中窑业用品的管理体制，“旧徽宗遗制”与前者说的是一回事，只是后者更明确的指出这种制度是北宋徽宗作创，故曰“徽宗遗制”。最后一处不同是《负暄杂录》把“后郊坛下别立新窑”直接称为“官窑”，而《垣斋笔衡》文中无此明白的称谓。只是把修内司置窑称为“内窑”。应该说这百余字对宋代官窑的地点、沿革、年代、设置原因等都作了比较明确的记述。依笔者理解，以上两段文字告诉我们七个方面的信息：（1）、北宋朝宫廷曾以河北定州窑白瓷为宫中用器，因其口有芒而被弃之；（2）、取而代之的是汝州青瓷即“汝窑瓷”，同时还有河北“唐窑”、“邓窑”、陕西的“耀州窑”青瓷和江南处州的“龙泉县窑”。（3）、诸窑产品相比而言汝窑第一。龙泉窑的产品质地稍粗厚些；但这些无疑都是百里挑一的“贡瓷”或官搭民烧的宫廷用瓷。（4）、到宣政年间（1111—1125年），朝廷开始设置专门的机构负责窑业，烧造宫中用瓷，名叫官窑。也有学者把“京师自置窑烧造”理解为在宫中设窑厂烧造官窑。（5）、中兴渡江时，由邵成章提举后苑，设有“邵局”，负责窑业事务；管理形式及方法“袭旧徽宗遗制，置窑于修内司”，烧造的青器，名内窑。（6）、文献资料中对“官窑”青瓷的工艺及特点的描写用了“澄泥为范，极其精致，油色莹澈，为世所珍”十六个字。（7）、明确说明“郊坛下窑”是继修内司“内窑”后的又一处“南宋官窑”。但两者相比是有较大区别的。
    由于这两段文字是目前所能找到的仅有的由本朝人所著的关于“南宋官窑”记载的最为详细的文字，后人研究南宋官窑大都依据这两段记载。叶寘和顾文荐，虽其生卒年代难以详考，也不知道他们谁先谁后，但有据可考的是两人均为南宋晚期人。尽管叶、顾都是以文人杂记形式记述瓷窑之事，南宋人记当朝事理应有一定的可信度。遗憾的是《垣斋笔衡》和《负暄杂录》原文已佚。从以上文字的内容分析，我们得出“宋代官窑”的一般共识是：文献说明了宋代前后存在有汴京(今河南开封)的“北宋官窑”和临安(今浙江杭州)的“南宋官窑”。而“南宋官窑”又有“郊坛下官窑”和“修内司官窑”二处。这也就是学术上较为流行的“宋代官窑二分三处法”。
此外，南宋人所著《百宝总珍集》一书中“青器”一条写道：“汝窑上脉偏滋媚，高丽新窑皆相类。高庙在日煞直钱，今时押眼看价例。汝窑土脉滋媚，与高丽器物相类，有鸡爪纹者认真，无纹者尤好，此物出北地。新窑，修内司自烧者。自后伪者皆是龙泉烧造者。” 文中提到的“新窑”和“修内司”应与前述的“郊坛下官窑”和“修内司官窑”相对应。因作者佚名无法考证，故其书的真实性和可靠性无法断定。明曹昭的《格古要论》在论及南宋官窑时说道：“官窑器：宋修内司烧者土脉细润，色靑带粉红，浓淡不一，有蟹爪纹，紫口铁足，色好者与汝窑相类，有黑土者谓之乌泥窑，伪者皆龙泉所烧者，无纹路。” 该文对官窑器的产品特征有细致具体的描述，这比《坦斋笔衡》中的十六字要详细得多。只是曹昭所见的“修内司官窑器”自身的真假已无从考证。明高濂的《遵生八笺》认为“所谓官者，烧于宋修内司中，为官家造也，窑在杭之凤凰山下。……粉青为上，淡白次之，油灰色，色之下也。……冰裂、鳝血为上，梅花片、墨纹次之，细碎纹，纹之下也。” 晚明王士性《广志绎》说：“官、哥二窑，宋时烧之凤凰山下，紫口铁脚，今其泥尽，故此物不再得。” 明谷应泰《博物要览》记载：“官窑在凤凰山下，其土紫，姑足色若铁，时云紫口铁足。紫口，乃器口上仰，釉水流下，比周身较浅，故口露紫痕。此何足贵？惟尚铁足，以他处之土，咸不及此也。” 这三条文献提供了一个共同的信息是“官窑在杭之凤凰山下”，这一观点现已得到考古发掘实物遗迹的证实。对于官窑器特征的理解，所述相差无几，可见这几条文献资料是存在着承继关系的。其后清至民国的文献大多是以上述文献为基础而写成的，故观点大同小异。
与杭州有关的窑场记载，宋周密的《云烟过眼录》中有一条记录：“李公路收雷威百衲琴，云和样，内外皆细纹，腹内容三指，内题云：‘大宋太平兴国六年，岁次壬午，六月望日，殿前承旨监杭州瓷司务，赴仁济再补修进入。’” 据王光尧先生考证，“监杭州瓷司务”应是“国家设在瓷器生产地负责收税务并管理生产的专员”。 由这条记载可以推知，北宋时期杭州是一个瓷器生产地，那么北宋时杭州应该有窑场存在。南宋潜说友《咸淳临安志》卷十《行在所录》记载南宋宫廷后苑有“青器窑”，并说明其位置“在雄武营山上圆坛左右” 。这里所谓“青器窑”指的可能就是后人所谓的“官窑”，只是其位置“在雄武营山上圆坛左右”一句，认知有别。是雄武营山上的圆坛一处还是雄武营山上和圆坛左右二处？笔者认为应为雄武营山上和圆坛左右二处。《中兴礼书》曾记载绍兴十九年“五月二十五日，工部状，据辖军器所申，契勘见承指挥，添修太常寺景钟等，数内铜陶器、祭器等共二万七千五百九十三件，……有陶器共二千二百三十八件，内有不堪四百六十件，难以添修。窃见太庙陶器见委临安府添修，付乞指挥一就令临安府添修制造。” 说明临安府当时有窑场可供烧造瓷器。又有宋赵彦卫《云麓漫钞》中记述道：“青瓷器，皆云出自李王，号秘色；又曰出钱王，今处之龙溪出者色粉青，越乃艾色。……近临安亦自烧之，殊胜二处。” 赵彦卫是南宋时人，记载当朝事应较为可信，文中说明当时临安有窑在烧青瓷器，且质量和水平超过五代秘色瓷。
以上文献资料说明的一个事实是：杭州在南宋时是一个产瓷区，曾为南宋宫廷专烧，产品以烧造青瓷器为主，窑场在凤凰山下、雄武营山上、圆坛左右等多处。此外，文献资料中还提到了余杭窑。这是属于京城外的一个民窑。
 3、现代考古发现的遗址和遗迹
经过近几十年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南宋临安城内两处官窑窑址已被发现并进行了深入研究。
（1）郊坛下窑  
    郊坛下官窑位于杭州市凤凰山东南面的乌龟山上，因而又叫乌龟山窑址。乌龟山窑址的发现始于20世纪20年代。30年代时，乌龟山发现了许多瓷片及窑具，引起了众多学者的注意。此后，中外陶瓷学者纷纷前往乌龟山窑址调查，编写相关著作。1956年，浙江省文管会曾在窑址的南部进行首次局部发掘。1986年10月至1987年1月，临安城考古队对窑址进行正式发掘。经过发掘，乌龟山窑址被确认为专门生产宫廷用瓷的御窑。
郊坛下官窑经过1956年和1986年两次发掘，发现了龙窑、房址、轱辘坑、素烧炉等一大批制瓷遗迹，且获得了许多瓷片及窑具标本。根据分析，该窑器型发展变化是“由大到小，由端庄大方演变成轻巧秀丽，艺术造诣不断提高；圈足由高而外撇向圈足矮小、足壁垂直和足底纤细发展” 。郊坛下官窑虽然在器型、艺术风格等方面吸收了汝官窑的传统，但“拉坯成型用的轱辘、装坯用的凹底匣钵和龙窑则是选用南方传统的制瓷设备” ，并且形成了官窑后期素烧和多次上釉的工艺流程，生产出了薄胎厚釉的黑胎青瓷。
南宋郊坛下官窑发现的青瓷器型以礼器、陈设器和日用器为主。这些官窑器主要分厚胎薄釉和薄胎厚釉两种类型。前期产品以厚胎薄釉为主，釉色淡雅，釉面开裂。器物采用支钉支烧的方法。“碗、盘、洗等日用器的圈足高而外撇，有的圈足是黏接上去的，这与五代、北宋早期的越窑青瓷的制作工艺相同。” 到了后期，由于南宋政权渐趋稳固，社会逐渐安定，财力不断增强，宫廷对瓷器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于是薄胎厚釉型产品受到了皇室的青睐。这种瓷器胎壁轻薄，有的仅有1毫米左右，而釉层却厚若堆脂，有时甚至肉眼可见多层，使瓷器带有强烈的玉质感。薄胎厚釉瓷采用多次上釉、多次烧成的技术，并使用垫饼刮釉垫烧。因烧成后足部胎体裸露在外，经窑内氧化、还原过程后呈铁灰色，称为“铁足”。装烧时器物口朝上，口部釉向下流，烧成后釉层较薄，现出胎体的紫灰色，因而称为“紫口”。“薄胎厚釉青瓷的出现标志着南宋官窑瓷工艺技术水平达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峰。” 
关于郊坛下官窑烧造的年代，一般认为是在郊坛建立之后。《宋史·高宗本记》载：“(绍兴十三年) 三月己亥，造卤簿仪仗。乙巳，建社稷坛。丙午，筑圜丘。” 郊坛于绍兴十三年（1143年）修建，那么郊坛下官窑应在此之后开始烧造。在发掘郊坛下官窑时，在窑址中曾发现“淳熙六年乙亥岁……”、“嘉熙三年”等纪年瓷片，可以推知郊坛下官窑在淳熙六年（1179年）之前已经烧制瓷器。所以郊坛下窑改烧宫廷用瓷的始烧时间应在绍兴十三年至淳熙六年这三十多年间。至于停烧的年代，《咸淳临安志》卷十“内诸司”条记载：“青器窑在雄武营山上圆坛左右” ，说明当时郊坛下窑还在生产青瓷器。咸淳是南宋度宗的年号，从1265年至1274年的十年间使用这个年号。两年后，即1276年，元军便攻破临安。由此推测，郊坛下官窑的终烧年代应延续到1276年。
值得注意的是，在南宋层下面，出土了一些北宋时期越窑刻划花碗的残片，灰胎，青黄色釉，内壁刻划篦纹和花草纹。其中有几只烧坏并粘在一起的属于窑次品。这说明“乌龟山在建立官窑前可能有生产越窑系青瓷的民窑，在建立官窑时，没收和摧毁了民窑” ，该窑的始烧时间应在北宋或更早。所谓的“郊坛下官窑”其实是由北宋的民窑改造而成。
（2）修内司窑 
     修内司官窑是南宋官窑窑场之一。《坦斋笔衡》中提到“置窑于修内司，造青器，名内窑”，因此有学者认为修内司官窑又称“内窑”。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因为该窑迟迟没有被发现，不少学者对古文献的记载有所质疑，甚至否认该窑的存在，直至1996年老虎洞窑被发现。老虎洞窑位于杭州市上城区凤凰山与九华山之间一处盆地上，南宋时该地为修内司营驻地，多次的考古调查与发掘证实老虎洞窑就是南宋修内司官窑。老虎洞窑在1996年至2001年的发掘中清理了窑炉、作坊、釉料缸、澄泥池、轱辘基座坑、采矿坑等多处遗迹，还发现了24个瓷片堆积坑，出土了大量瓷片及窑具标本。瓷器器型不仅有玩盘杯碟等日用器，更有器型大、仿青铜器的礼器，如炉、尊、觚等，器物造型风格与汝官窑相近。总体说来，老虎洞窑产品的发展变化为：“器型尺寸由大到小；圈足由高变低、从外撇变直；胎由厚变薄；釉由薄变厚；装烧方法从支烧为主变为垫烧为主。” 老虎洞窑“南宋层出土瓷片的胎色呈黑色或香灰色，釉色以粉青为主，米黄色次之。釉色莹润，滋润如玉，釉面绝大多数有开片或冰裂纹” 。前期烧造的产品以厚胎厚釉或薄釉为主，薄胎厚釉较少。烧制瓷器为宫中所用，故而不惜工本，只求最好，将残次品和未达标的器物集体打碎掩埋。烧造方法以裹足支烧为主。后期则烧制大量多层厚釉制品，产品在器型、装饰和制作工艺上与郊坛下官窑相类，以刮底垫烧为主。老虎洞窑的产品也有“紫口铁足”现象，烧造的礼器和祭器较多，且尺寸较郊坛下官窑的大，但采用的窑炉与郊坛下官窑一样，都是南方的龙窑，这也是越窑的传统烧成设备。关于修内司官窑的烧造时间，学术界争议颇大。据《中兴礼书》记载：“（绍兴元年）四月三日太常寺言，……祀天并配位用匏爵陶器，乞令太常寺，具数下越州制造，” “（绍兴四年四月二十七日）同日工部言，据太常寺申，契勘今来明堂大礼正配四位合用陶器，已降指挥下绍兴府余姚县烧造，” “（绍兴十三年）四月二十九日，礼部太常寺言，……今看详欲乞先次将圆坛上正配四位合用陶器，并今来所添从祀爵坫并依新成礼器仿博古图，内陶器下平江府烧变，” 从中看出，绍兴元年（1131年）烧造祭祀用瓷器的是越州，绍兴四年（1134年）是余姚县，绍兴十三年（1143年）是平江府。可以肯定的是在绍兴十三年时南宋官窑还没有设立，否则朝廷也不必去越州、余姚和平江烧造瓷器。但朝廷对于向州县索取的瓷器并不满意，认为这些瓷器不仅制作不够精细，式样也与礼器不符，于是决定按照《宣和博古图》改造礼器。“（绍兴）十四年七月八日上谕宰执曰，国有大礼，器用宜称，如郊坛须用陶器，宗庙之器，亦当用古制度。卿等可访求通晓礼器之人，令董其事。既而命给事中段拂，户部侍郎王鈇，内侍王晋锡充。” 在这样的背景下，礼器局成立了。礼器局制造的礼器不止陶瓷，还有铜器、竹木器等。之后祭祀所用的礼器就由礼器局按古制制造。礼器局需要有专门的窑场烧造专供皇室、宫廷瓷。由此推断，老虎洞官窑始烧的年代应在绍兴十九年（1149年）后。至于老虎洞官窑的止烧年代，以前有人认为郊坛下官窑始烧后代替了修内司官窑，此后修内司官窑便不再烧造瓷器。现在看来这个观点难以成立。“从南宋上层出土的器物与郊坛下早期官窑产品相比较，有更多的相同之处，可见两者有同期共烧的可能。” 所以，郊坛下官窑始烧后的一段时间内，老虎洞官窑仍在烧造，止烧年代难以确定。不过老虎洞官窑在发掘过程中发现了三件带有“坤宁殿□”铭的垫饼，“‘坤宁殿’为宁宗恭淑皇后韩氏所居殿名，其存在时间大约在淳熙十二年八月（1185年）至庆元六年十一月（1200年），” 也从侧面反映出该窑止烧的时间应在南宋中期以后。
与乌龟山窑址一样，老虎洞窑址的南宋地层不是最早的文化层，下面还有北宋时期的地层，也出土了一些越窑类型的青瓷器，其中包括叠烧后粘连在一起的废次品。这说明老虎洞窑在南宋官窑建立以前可能是一处生产越窑系产品的民间窑场，始烧时间为北宋或更早。所谓的“修内司老虎洞窑”亦是由北宋的民窑改造而成。
（3）城内其他窑场
根据古籍文献的记载和近年杭城基建中发现的瓷业堆积及有关考古部门对杭州地区考古调查的情况来看，杭州的窑址可能不止两处。产品也不是单纯的青瓷一个品种。
雄武营窑  南宋潜说友《咸淳临安志》卷十《行在所录》记载南宋宫廷后苑有“青器窑”，并说明其位置“在雄武营山上圆坛左右” 。后人因为发现了郊坛下官窑，便误读“雄武营山上圆坛左右”就是现今郊坛下官窑的位置。
笔者考察南宋时期的皇城图，雄武营在保安门及新开门内，即现在的望江门附近，而郊坛在八卦田附近，二者相距甚远，怎么也不会是一个地方。故“雄武营山上圆坛左右”即郊坛下官窑这个观点值得商榷。古人没有标点，看文全靠读者的理解自行断句，有时一句话采用不同的断句方法，其语义便大不相同。其实这句话也可以断句成：在雄武营山上，圆坛左右。即青器窑有两个，一个在雄武营山上，一个在圆坛左右。为了考证存在这种断句方法的可能性，笔者专门查找了“御马院”这一机构的文献用以说明。《咸淳临安志》卷十《行在所录》指明：“御马院：在丽正门右嘉会门外。” 丽正门是南宋皇城的南门，在笤帚湾偏北；而嘉会门则是临安城的南门，在包山与凤凰山相交附近，即包络皇城的外城城门。丽正门右指的是皇城外、临安城内的区域，嘉会门外就是临安城外，二者自然不是同一个地方了。对比地图，确有两处御马院，地点也与书中所述相符。如此看来，雄武营山上应该还有一个青器窑，其窑场性质应与圆坛相似，也属修内司管辖的“官窑”。只是缺乏直接的文献依据。
雄武营的具体位置在胡雪岩故居与抚宁巷建兰中学附近。这一带现在已经没有山了，但是上世纪30年代时周仁先生曾写有《发掘杭州南宋官窑报告书》一文，文中附有一张以科学方法绘制的杭州地图。在这张地图上，望江门西有一块标有“673”的高地，但后来不知什么原因被铲平了。有山地，附近也有中河和贴沙河作水源，这些都是烧窑的基本条件。马亦超先生在其所著的《南宋杭州修内司官窑研究》一书中提到2003年望江门建高架桥时出过一些窑具和瓷片，在抚宁巷也出土过窑次品。如，在抚宁巷建兰中学出土过南宋初年的越窑青瓷，甚至还有类官窑型的窑次品。
德寿宫的范围“南至望仙桥直街，北至佑圣观路，西临盐桥大河，东至城墙” ，与雄武营仅隔一座望仙桥。宋高宗赵构晚年迁出大内，入住秦桧旧居，改名德寿宫。高宗又喜瓷器。南宋周密在《武林旧事》记载了绍兴二十二（1152年）年高宗幸清河郡王张俊府邸时张俊进献的汝窑瓷器：“汝窑：酒瓶一对，洗一，香炉一，香合一，香球一，盏四只，盂子二，出香一对，大奁一，小奁一。” 汝窑在当时已较为难得，张俊还一次进献如此多器物，说明高宗甚爱此物。2006年德寿宫被发掘时还从遗址中出土了不少瓷器，包括越窑、钧窑、龙泉窑和景德镇的瓷器。若因高宗对瓷器的热爱而在附近设立一座窑专烧宫廷用器也是有可能的。
卷烟厂的遗迹   近年来，位于凤山门一带的原杭州卷烟厂附近出土了大量瓷器。“1997年的发掘中，在南宋地层堆积中发现了不少精美的瓷片标本，有黑釉器，白瓷，影青瓷等，有越窑青瓷和龙泉窑青瓷。除此外还发现了不少粉青釉的瓷片标本，釉色略偏灰，釉面略有开片，有的有冰裂纹状，釉层一般外壁厚于内壁。有厚胎厚釉和薄胎薄釉两类产品。可辨器形有碗、盘、瓶、器盖和盏托等，瓶、碗等器的圈足露胎，所有瓷片标本未见到有支钉烧造痕迹。” 2008年，在附近的下水道改造工程中又出土了一批瓷片和窑具，有官窑型、汝窑型、钧窑型、高丽窑等。如此多瓷片和窑具的发现着实令人疑惑。有学者认为，该地可能曾经是倾倒窑业废品的地点。
凤山门一带南宋时是皇城的和宁门外。据此不远处，万松岭的东端是清平山，而卷烟厂正在清平山的东边。南方龙窑一般依山坡建造，与地面呈十至二十度角。考察卷烟厂后门，发现这里的地形很适合建龙窑。周围水源充足：卷烟厂离中河很近，且“在中山南路西侧马路边的民房后面（即现在杭州卷烟厂东南角），有一条很深的泄洪水道，其水源的来头就是万松岭南侧的海口子及周边山上的自然流水” 。曾有研究者在附近发现了不少北宋越窑、龙泉窑以及北宋其他窑口的瓷片，还有生烧类官窑瓷器的窑废残片和类似已经发掘的修内司官窑内的细碎瓷片，另外，还发现了多处紫金土矿。故笔者认为该处作为古窑址也不是没有可能的。
《咸淳临安志》记载：“提举修内司，在孝仁坊内青平山口。” 这似乎与“置窑于修内司”的官窑有所联系。学者们历来对“置窑于修内司”这句话各持己见。一种观点认为是指“官窑”是专为皇室、宫廷烧造瓷器的窑业总称，它的内涵包括：窑场设备、窑工、产品等。隶属于修内司管辖，“官窑”可以是一个窑口，也可以是几个相似的窑口。虽然修内司的职责是“掌宫城、太庙修缮之事” ，但考虑到南宋初年百废待兴，修内司在负责宫城修缮之外还兼领制瓷的任务，是完全可能的。第二种观点认为：“官窑”指的是一个具体的窑场，因窑址设置在修内司官署内或附近而被冠以修内司官窑。但南宋初年修内司在禁中，要在禁中设窑是非常不合理的。窑场是一个生产单位，人员往来复杂，柴烧龙窑烧窑中产生大量的浓烟，会严重污染环境，高温窑炉设在宫内便是火灾之源。第三种观点认为“官窑”设在修内司营故曰修内司官窑。《乾道临安志》中记载：“修内司壮役等指挥营，在万松岭下。” 孝仁坊内清平山口确实就在万松岭下，《咸淳临安志》中所附《皇城图》也在该地标出了“修内司营”。现已发现的老虎洞窑址就在修内司营的范围内。称修内司官窑名正言顺。那么，现卷烟厂是否也是一个设置在修内司营的“官窑”窑址呢？马亦超先生多年来研究修内司官窑的产品，认为修内司官窑除黑胎青瓷外，还生产非黑胎类青瓷和仿名窑类瓷。卷烟厂附近大量瓷片和窑具的出土是事实，但此处是否真有古窑址及它与“官窑”有何关系则是有待继续探索的问题。
望江门附近、中北桥、金鸡岭，还有凤凰山麓一带都曾发现不少瓷业堆积，这些堆积可能由某些窑场倾倒窑渣及废瓷而产生，其中一些窑粘或许是城内大火时产生，但也不能完全排除曾存在过窑址的可能性。这些区域在历史上大多屡经建设，即使有相关遗迹也可能被破坏，只能期待以后的考古发掘能提供更多材料。
（4）天目山窑与余杭窑
   关于杭州城以外的其他窑址，尚有天目山窑和余杭窑。天目山窑近些年来已有相关部门进行了一些研究工作。姚桂芳的《天目窑址的发现与研究》 一文详细考察了天目窑的窑址、产品、工艺及发展历史，对天目窑做了系统的研究。李家治、姚桂芳等人的《浙江临安天目窑黑釉瓷的科学技术研究》 一文通过对临安天目山地区出土的瓷片的科学测试，讨论了瓷片的胎、釉及与其他窑口黑釉瓷的区别。
    天目山位于浙江省西北部临安市境内，依山傍水，瓷石资源丰富，适合发展窑业。天目窑最早发现于1982年5月，九十年代时又对其进行了深入的调查，发现了天目山地区宋元时期的古窑址群。其中不仅有众多瓷片、窑具的堆积，还有龙窑基等。天目窑的窑址主要分布在在临安县中部的凌口乡、 绍鲁乡和西天目乡境内，总体来说可以分为东西两个窑区。东区包括俞家山、市街头共7处窑址，窑与窑之间距离很近。出土瓷片主要是青白瓷，黑釉瓷较少。釉色纯正，胎质细白，制作精美。在田干村碗窑湾窑址发现长条形窑基址一座，两边有窑废品堆积。西区位于凌口乡丰陵溪东岸的缓坡上，包括松毛坞、窑厂边、敖干水库、磨石岭等六处，其中也发现了窑床遗迹和废品堆积。此窑区器型较为单一，大多是碗类，青白瓷质量较差，釉色灰暗，黑釉瓷质量较高。东西两窑区都出土了一些高质量的精品黑釉器，并且大多窑口是黑釉瓷和青白瓷兼烧。
天目窑主要生产黑釉瓷和青白瓷，其中青白瓷数量多于黑釉瓷，有些窑址中黑釉瓷的质量比青白瓷高。发现的器物以日用器为主，器型以碗为主，其他有盘、瓶、杯、壶等十多种。青白瓷的胎体有的较厚重，有的较轻薄，但胎质都较为致密，胎色洁白。见图3.8。釉有细密开片，上釉用蘸釉法，釉层薄且透明。釉色中青白占多数，其余有青灰、青黄、青绿。黑釉瓷的胎质也与青白瓷基本相同，选练较精，少数色呈灰白。上釉也用蘸釉法。釉层较厚的纯黑釉碗、盏多次上釉，玻璃质感强。一般的碗、盏内施酱釉，外壁釉不及底。还有一些碗、盏外壁“先施一道褐色的‘护胎釉’以腹部到足部，然后再挂釉。口沿大多施褐釉，有的则施青釉，或青黄釉；釉面有宽、狭两种。这种口沿上的釉色往往与器壁上的黑釉或酱褐色釉迥然不同，形成强烈反差” 。其他较精美的黑釉瓷有带金、银色兔毫纹、鹧鸪斑或玳瑁斑的碗、盏等。
天目窑中的黑釉瓷和青白瓷胎质普遍细致洁白，其原因在于本地产的一种瓷土原料Fe2O3的含量较低，一般在1%左右，TiO2的含量也只有0.1%左右，这在浙江地区生产的瓷器中非常少见。根据测试，天目窑瓷的“烧成温度约在1350℃左右，而且烧结程度非常好” 。
天目山窑址群中发现的窑具有三种：垫具、支烧具和匣钵。根据这些窑具及叠烧的粘连的碗、盏来看，天目窑的装烧工艺有两种。其一是用匣钵装烧，其二是叠烧。天目窑的叠烧方法十分特别，将几件青白瓷碗叠在一起，最上面放置一件黑釉盏，使两种产品同窑烧制。叠烧的器物圈足沿都蘸有石英砂与另一件碗底相隔，因此青白瓷内底留有叠烧后形成的涩圈，圈足沿也沾有较多沙粒。这是宋代南方民窑典型的装烧方法。天目窑采用的窑炉是浙江地区典型的柴烧龙窑。因为浙江地区多山，一直以来都采用龙窑烧制瓷器。在田干村碗窑湾窑址发现的窑基址呈长条形，依山坡而筑，其他窑址也大多处在小山坡上。从产品来看，天目窑的装饰艺术多样，有划、刻、印和点彩四种，装饰题材多用花卉，在南宋时期以莲花、牡丹、菊花、凤纹等印花较多。青白瓷多采用刻划花、印花等方式，偶尔在器物肩、腹部有褐色点彩。黑釉瓷因其窑变产生的色彩缤纷绚烂，故装饰较少。从该地区窑场的工艺技术来看，它属于浙江地区典型的“越窑系”窑群。“天目窑的烧造年代，根据青白瓷和黑釉瓷的器物形制和胎釉、装饰特征考察，应始于北宋，盛于南宋，衰于元代。” 
余杭窑因无考古发掘资料，相关研究不多。经笔者调查，在今浙江余杭，确有宋代青瓷窑场，烧造青瓷，产品以碗、盘、瓶、罐为主，但多无纹片，釉不莹润．质量明显不能与南宋官窑相提并论。这种较次于官窑的余杭窑青瓷属民窑性质。

三、“临安窑”相关问题之拙见

1、学术界在研究南宋时期临安地区窑业问题上存在的问题
现今存世的古文献资料中，尚未发现有“临安窑”的称谓。古陶瓷学术研究中亦未有学者立足于对南宋时期临安地区窑业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随着该地区窑场遗址不断被发现，近些年来，杭州、临安等有关部门对该地区的窑业历史进行了考古调查和发掘，越来越多的考古信息和大量的实物标本拼接出的一幅有时空范围的能反映南宋窑业发展的历史画卷显得越来越清晰。
过去我们习惯上把郊坛下窑和老虎洞窑称为“南宋官窑”，这是一种以窑业性质为分类依据的称谓方式，它所对应的同类称谓就是“南宋民窑”。从现有的考古资料分析，南宋的京城临安尚不止二处窑场生产“官窑”，而这些窑场的窑业性质尚无法考证，因此，对于这些窑场的称谓、归属便成了问题。至于古文献中谓之南宋“官窑”的命名是否合理？南宋”官窑”能否替代这一地区窑业发展的历史则无人作过考量。过去人们对该地区的窑业历史知之甚少，踏踏实实存在了近千年的“临安窑”却被长期忽视了。但现在我们应该给予恢复正名。
学术界对窑口的命名常用的方法并不是按窑业性质来命名的，而是以产地的地域分布为界，以中心窑场所在的州府为“姓氏”而命名的。如“汝窑”、“耀州窑”、“定窑”和“景德镇窑”等。与“南宋官窑”的称谓相比较，这是二个不同概念的称谓，不能相提并论。显然，前者的称谓既没有普遍性又没有通用性。它是一种在一个特殊的环境下对特殊的窑业性质的特殊窑场的一种特殊的称谓。产生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历史形成的，是被古人的文献记载给误导了。叶寘的《垣斋笔衡》和顾文荐的《负暄杂录》称南宋时临安城设有“官窑”。故研究者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到寻觅南宋时的“官窑”去了。南宋“官窑”成了研究这一地区窑业发展的唯一目标。一叶障目，而忽视了对其他窑场的认知和研究。有的放矢，这本来也没有错，更何况“南宋官窑”这如雷贯耳的名声足以让其他窑场暗淡无光。然而，前人没有记载的除“官窑”以外的其他窑场对于该地区的窑业发展历史也是同样重要、不可缺少的。因此，我们应该转变立场，重新审视这一地区的窑业发展历史。
2、“临安窑”的正名及命名的依据
    提出“临安窑”的概念是基于一个立足点，即立足于南宋临安府地域范围纵观窑业发展的历史。基于此，我们认为这一地区在南宋时称“临安府”。若要对南宋时期这一地域范围内的窑业给予称谓定命，“临安窑”是最合理不过的。
何谓“临安窑”？“临安窑”是指南宋时期临安府所属地域全部窑业的通称。它的空间范围包括临安府下所辖的九县：钱塘、仁和、余杭、临安、富阳、于潜、新城、盐官、昌化等。故京城以及以上九个县的窑业都属于“临安窑”范畴。它的主要产地分布在钱塘、仁和、临安和余杭四县。形成了二个中心窑场群，一个是以钱塘县凤凰山、万松岭为中心的青瓷窑场，另一个以临安县中部的凌口乡、 绍鲁乡和西天目乡境内的青白瓷、黑瓷窑场群。时间范围界定：“临安窑”起源于北宋，成熟在南宋时期，衰落于元末明初。
   “临安窑”命名的依据：唐宋时期虽有“柴窑”、“官窑”、“内窑”等以人名或窑场性质命名的窑，但大多是以州、府或县名命名，尤其以产地中心窑场所在的州、府为名的习惯甚为普遍，这就是所谓的“窑以州府名”。如唐陆羽《茶经》中提到的邢窑、寿州窑、洪州窑、婺州窑等也都是以州府命名。宋徐兢宣和五年（1123年）出使高丽，宣和六年著《宣和奉使高丽图经》曰：“狻猊出香亦翡色也，上有蹲兽，下有仰莲以承之。诸器惟此物最精绝。其余则越州古秘色，汝州新窑器，大概相类。  其中提到了“越州”“秘色”瓷和“汝州新窑器”，这是提到汝窑的一段较早的文献，后代常用其来推断汝窑的烧制时间。除此之外，明曹昭、王佐的《新增格古要论》中提到“汝窑：汝窑器，出汝州” ；“古定窑：古定器俱出北，隶定州” ；“吉州窑（后增）：吉州窑，出今吉安府庐陵县永和镇” ；“古饶器（后增）：古饶器，出今江西饶州府浮梁县” ；“霍窑：霍器，出山西平阳府霍州” 。这些都是“窑以州府名”的范例。其中作者解释古龙泉窑时提到：“在今浙江处州府龙泉县，今曰处器、青器、古青器。” 即古龙泉窑的产品在明代还被称为处器，很明显是因为其窑场位于浙江处州府。由此看来，从唐始经宋元到明代，人们一直按照“窑以州府名”的习惯以州府名为姓氏来命名窑场。天下窑口众多，若依窑业性质命名，那么绝大多数窑都是民窑，则它们之间难以区分彼此。为方便研究古瓷窑，当今学术界对中国古陶瓷窑业窑场的命名仍沿用唐宋时期的名称常规。南宋时期，杭州已改称为临安府，按照我国古陶瓷窑业命名之习惯和常规，临安府范围内的窑场理应统称为“临安窑”。而“修内司官窑”、“内窑”、“郊坛下官窑”和“天目山窑”是“临安窑”所属窑场的不同称谓而已。
3、“临安窑”的窑业特性及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上的地位
“临安窑”的窑业特性。“临安窑”按其窑业性质有“官窑”和“民窑”之分；“官窑”已发现的有“郊坛下窑”和“老虎洞窑”。产品主要有用来作为“宫廷用瓷”。从这个意义上说，“南宋官窑”实际上是“南宋御窑”。“民窑”已发现的有“天目山窑”和“余杭窑”。产品主要供民用和佛教用器。此处，有学者提出南宋临安府有府属“官窑”，亦称“临安窑”。显然，此处所谓的“临安窑”还是以窑业所属性质命名的，而与以临安府地域范围命名“临安窑”是完全不同的二个概念。
“临安窑”的产品按釉色特点可分为青瓷、黑瓷和青白瓷三类；其中黑胎多层釉青瓷具有薄胎厚釉的特征，是“南宋官窑”特有的工艺技术。黑瓷天目碗以其独特的魅力成为佛教用器而闻名于世。青白瓷是这一时期最为流行的生活用瓷和外销瓷。
“临安窑”在中国陶瓷史上的地位。浙江地区在唐五代时期，形成了以慈溪上林湖、上虞窑寺前为中心的“越窑系”青瓷窑场群。这一时期的窑业性质主要是民营为主，对于官用瓷器多以“贡瓷”形式提供，“有命则贡，无命则止”。二宋时期又形成了“龙泉窑”、“临安窑”二个中心窑场。而“临安窑”成为该地区制瓷核心得益于南宋王朝建都临安城，宫廷在凤凰山麓老虎洞、郊坛下设立专烧皇家用瓷的“官窑”。在中国陶瓷史上，设“内窑”、“官窑”是宋代徽宗时期的一大创举。北宋首创这种体制，这种窑场是由宫廷直接经营管理，其产品专供皇室宫廷用器。这种窑场在当时具有至高无上的行业地位。因此，“临安窑”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上具有十分重要和独特的地位。而同样“袭旧徽宗遗制”的南宋官窑便是在南宋定都临安后在原来的二处民窑的基础上改造而来的。临安地区的窑场以柴烧平焰龙窑技术烧造，胎、釉原料就地取材，胎体主要采用瓷石加紫金土的原料配制，已开始采用二元配方制胎 。制釉采用瓷土加由草木灰和石灰石炼制的“釉灰”及少量紫金土配制成高钙灰釉体系。因为釉中含一定量的氧化铁，在还原气氛高温烧制的条件下釉呈青色，铁元素便成了釉中的主要着色剂。按制瓷技术源流分，“临安窑”属“越窑系”。它因“官窑”而闻名，它是“越窑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临安窑”是一块尚未被认知的处女地。但它在中国陶瓷史上有里程碑式的地位应该恢复正名。